《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写到曹操病逝时，罗贯中曾引用晚明诗人钟惺的一首《邺中歌》作为对这位三国第一枭雄的评价。诗中有两句如此写道：“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功首”与“罪魁”、“遗臭”与“流芳”原本是两对格格不入的反义词，用在曹操身上却都显得恰如其分。曹操自然担得起“功首”和“流芳”的赞誉：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延续了汉代数十年国祚。然而骂曹操“罪魁”“遗臭”也没错：延续四个世纪的大汉王朝，最终是在他的精心布置下走向瓦解的。
对曹操进行公允评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东汉末年以“月旦评”闻名天下的许劭，曾送给曹操一个极为矛盾的经典评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许劭不愧有识人之明，这句评语也的确成了曹操的名片流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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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劭的评价毕竟留了些情面，而在劲敌周瑜眼中，曹操的形象直接被锁定为“讬名汉相，其实汉贼”。这本是一句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攻击，却在千年后因为《三国演义》的家喻户晓而深入人心。《三国演义》脱胎于宋元话本，宋代苏轼曾在《东坡志林》里记载，当时听三国故事的孩子们“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等到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这种尊刘抑曹的倾向被进一步加深，后人提及曹操即联想到反派。
国画《曹操》（作者：苏文，1988年）其实，曹操这个“汉贼”当得有些冤，他虽然侵凌皇权，但终究没有改朝换代，汉朝的灭亡是以曹丕称帝为起始点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曹操从未生活在“三国”时代，他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代人。曹操没有代汉，那他到底有没有改朝换代的野心呢？《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中，就在曹操发表了“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的言辞后，罗贯中便引用了白居易《放言五首》中的诗句作为点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周公是忠臣，王莽是僭主，那曹操是忠还是奸、是真还是伪呢？《三国演义》以贬魏扬蜀为主旋律，但这一处引用却“暴露”了书中的困惑，因为就连罗贯中自己恐怕也不敢对曹操盖棺定论。
《三国演义》成书后，又是数百年岁月逝去，后人当然更不可能去探寻曹操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且，这种探寻本身也是无解的：人的志向容易随着地位、舞台、见识的进阶而变化——曹操出身官宦世家，在乱世中经过漫长的戎马生涯脱颖而出，最终进九锡、称魏王，位极人臣，这类人的志向岂能用三言两语概括？汉相与汉贼，或许本就不是一对反义词。
幸运的是，作为时代骄子，曹操的命运与汉朝的国运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使他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几乎都会在朝廷公文与私人书信中留下或直白或隐晦的记录。因此，在历史文书中追寻线索，还原真实的曹操，就成为可行方案。如果说《三国演义》意在塑造一个单向度、易传诵的文学形象，那这些历史文书则将展现人性中最复杂幽微的一面，而这，也理应是曹操更为真实的一面。
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中平六年（189年），当并州牧董卓率领着气势如虹的凉州大军入主洛阳时，东汉的衰微陡然加快了。
其实在这之前，东汉的国运就已经摇摇欲坠。汉灵帝刘宏即位后施行党锢，宠信宦官，卖官鬻爵，倒行逆施，在各州逼出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在都城洛阳则催发了十常侍之乱，连汉灵帝本人也在混乱中病故。汉灵帝驾崩后，年仅十三岁的长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
凉州牧董卓便是趁着这一片混乱兵发洛阳，掌控了局势的。入主朝政后，董卓很快废掉汉少帝，改立汉献帝刘协，成为大汉帝国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舰事实上的掌舵者。汉朝自刘邦肇基，至汉献帝即位时立国已近四百年，漫长统治下累积的旧制度与利益链当然不可能在朝夕间被董卓一人推翻。反董势力迅速集结起来，组成了一支多达十余万人的关东联军，与董卓掌控的朝廷遥相对峙，很快便爆发了董卓讨伐战。
关东联军的成员以地方上手握兵权的州牧、太守、刺史为主，各路诸侯很快推选出了盟主袁绍。袁绍出身于汝南望族，因家族中四世连续担任“三公”高位，被时人称为“四世三公”。借祖上福荫，到了袁绍这一代，袁氏已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诸侯中享有极高威望；东汉时期又向来注重门第家世，因此袁绍当选盟主可谓众望所归。
虽然关东联军以讨伐国贼董卓、恢复大汉江山为名，但在联军盟主袁绍眼中，“清君侧”却并不是最优选项。董卓控制的凉州兵骁勇善战，关中又地势险峻，通过战争营救天子已然非常困难；纵然侥幸取胜，之后还需通过政治手腕控制洗牌后的朝廷，这就更是难上加难。那么问题出来了：既然董卓能够通过废立皇帝一举实现独揽朝政的目的，为何威望更盛的袁绍不可以？念及于此，袁绍将目光投向了东海恭王刘彊之后——刘虞。
时任幽州牧的刘虞举孝廉出身，曾为东海郡吏，一路累迁至刺史、州牧。与普遍羸弱的汉室宗亲不同，刘虞治军能平定张纯、安抚乌桓；为政则功绩卓著，深得民心，在朝野均颇有威望，以至于董卓在掌权后都要派使者遥授他为大司马、封襄贲侯。如果刘虞果真在袁绍的支持下称帝，东汉末年的政治走向，就真难以预测了。
为了拥立新君、实现与董卓分庭抗礼的野心，袁绍拉拢了冀州牧韩馥等诸侯，同时也没忘记请曹操“共襄大业”。当时的曹操在诸侯中并不算非常抢眼的势力，袁绍抛出橄榄枝，更多出于将曹操视为故交的考量。然而，曹操却回敬了袁绍一个铁骨铮铮的驳斥：“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大意是，汉献帝受制于董卓，却没有亡国的过失，怎么能轻易新立新君？如果列位诸侯想立刘虞为帝，那我曹操便只好一个人向西进发，独战董卓了。
这段话里的“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堪称“金句”。臣子朝见天子需面向北，刘虞所处的幽州恰好又位于中原的北部，因此“北面”二字有些双关。“诸君”可以是虚指也可以是实指，意味着拥护袁绍另立新帝的势力不在少数。当时曹操实力不强，颇具个人英雄主义的“我自西向”当然不可能改变战局。但是，这四个字却如同种子一般在曹操心中埋下，假以时日，它将能成长为参天大树，改变曹操以及东汉十三州无数人的命运。
曹孟德谋杀董卓，清初刊本《三国志像·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初平二年（191年），在关东联军的震慑下，董卓迁都至长安，次年便命丧吕布之手。董卓死后，他的部将在关中陷入混战，而讨伐董卓的各路诸侯同样在关东为争取地盘而厮杀起来。势单力薄的汉献帝借着这片混乱逃回了洛阳，但旧都早已在连年战火中沦为废墟。就在此时，已经成长成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的曹操，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汉献帝迎接到他的根据地——许昌。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知道，之后的历史条线一下变得清晰起来。曹操迎奉天子后成为东汉的头号功臣，轻易取得“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优势，奠定了他统一北方的政治基础。这种想法其实将历史过分简化了。后人只看到曹操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却忽略了身处局中的曹操有着怎样的纠结与煎熬。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先是被同僚表请承袭父亲费亭侯的爵位，旋即封为大将军、武平侯，又在让去大将军职位后改任司空。明面上的曹操加官进爵、风光无限，暗地里的曹操却三番五次上书辞让，谨小慎微。《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且来看看这一年历史中的曹操在上书时是如何下笔的：
《又上书让封》：“……考功效实，非臣之勋。臣祖父中常侍侯时，但从辇扶翼左右，既非首谋，又不奋戟，并受爵封，暨臣三叶……”
《上书让费亭侯》：“……臣自三省，先臣虽有扶辇微劳，不应受爵，岂逮臣三叶？若录臣关东微功，皆祖宗之灵祐，陛下之圣德，岂臣愚陋，何能克堪！”
《上书让增封武平侯及费亭侯》：“……臣三叶累宠，皆统极位，义在殒越，岂敢饰辞！”
《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实，下为臣身免于苟取。”
这几份上书均收录于清代严可均所辑的《全三国文》，主旨很容易概括：曹操自认为讨伐董卓的“关东微功”和迎奉天子的“扶辇微劳”微不足道，配不上汉献帝所封的爵位，“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会带来灾祸。皇帝封赏，臣子辞让并不罕见，但曹操的用语如此谦卑，就很值得玩味了。
这几份上书中出现了三次“三叶”，“三叶”即“三世”，曹操的养祖父曹腾被封为费亭侯，曹操的父亲曹嵩袭爵，至曹操已历三世。从后世的视角来看，曹操是标准的名门出身，但在东汉士大夫阶层眼中却刚好相反：曹腾本是宦官，一向为清流所鄙夷，因此这里的“三叶”不仅不是荣耀，反而是曹操政治生涯的污点，曹操在承袭爵位时屡次推脱，很难说内心没有自卑之心。在《上书让增封》中，曹操提到自己虽然知道“让不过三”，但还是坚持辞让乃“至于四五”，这里的“四五”未必是虚指，当时曹操应该还写过其他辞让的上书，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散佚了。频繁上书的举动能够证明，曹操辞让爵位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在《三国演义》的叙事中，曹操仿佛先知先觉一般，在迎奉汉献帝时就勾画出了未来几十年的时局变化和政治蓝图，其实这是不现实的。当时稳坐诸侯头把交椅的袁绍，几经思量之下做出了放弃迎奉天子的战略选择，曹操这才有机会“捡漏”。至于不迎天子的理由，袁绍的谋士郭图和部将淳于琼分析得也很透彻：“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言下之意，如果将汉献帝接到身边，动不动便要请示圣意，如果事事听命，权力便轻了；如果违抗圣意，又有拒命之罪，那真是两面为难。因此，曹操手中的天子未必是一张好牌，甚至还可能变成烫手的山芋，而后面几年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的曹操与汉献帝曹操挟天子以令我乎建安元年，曹操受封大将军，比袁绍所授的太尉还要高，这引发了后者的愤怒。《献帝春秋》记载：“（袁）绍耻班在太祖（曹操）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可见，曹操见袁绍被激怒后大为惊恐，立刻将大将军之位让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袁绍居然直言不讳地骂出了“挟天子以令我乎”，这说明“奉天子以令不臣”只是曹操一厢情愿的理想而非现实，只是因为曹操的成功而被后人神化了。
在实力面前，一个毫无实权的汉献帝并不能让袁绍俯首听命，曹操声称的“奉天子”的功绩，在敌人眼中只要转换话术，立刻就成了“挟天子”的罪证。在后续的征战中，这一点还将被无数政敌所利用，其中就包括诸葛亮和周瑜——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一方面是曹操百般推辞爵位，另一方面是曹操在恐惧中交出大将军之位，这说明至少在坐拥天子的最初几年，曹操的野心是非常有限的，否则在接受大将军职务时他会更克制，面对袁绍的怒叱时，他的表现也理应更为平淡。要知道，仅仅几年之前，当曹操说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时，他还很可能因为这句豪言壮语而命不知何处，如此血性中人，怎能被定义为政治家呢？更合理的解释是，曹操刚刚借由出色的军事才能在诸侯中争取了一席之地，但还未完全战胜宦官之后的身份自卑，此时的他如果有雄心，更多的也是通过累积军功、尽忠汉室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一价值取向让曹操果断拒绝另立新帝而选择迎奉天子，也让曹操在对爵位极度克制的同时对大将军这一职务又失去了抵抗力，直到激怒袁绍后才“幡然醒悟”。
更进一步，对于含着金汤匙出生、一直让自己在门阀士族阴影下生活的袁绍，曹操大抵存有着嫉妒甚至是恨意。作为政治家，一统天下本应是最终梦想，但对于刚刚实现阶级迁跃、尚未完成角色转换的曹操来说，力压袁绍或许才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战，因为这一战的胜负关乎尊严。这一年曹操四十二岁，已经超过了三国时期人的平均年龄，他如何能预料自己享六十六岁的高寿？对于此时的曹操来说，无论如何都很难生出改朝换代的远大理想，但战胜袁绍却是有着实现可能性的现世目标。
为此，曹操苦心经营，磨剑数年，终于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中击败了袁绍。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定乌桓，袁绍之子袁尚、袁熙败走辽东后被公孙康所杀，曹操心中多少意难平，到此终于平息。一千年以后，宋代的词人兼将领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感叹：“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其实在曹操心中，刘备与孙权哪里能和袁绍相比呢？刘备与孙权不过是后半生军事上的对手，而袁绍却是前半生内心的宿敌。
无论如何，肃清袁氏势力后，曹操已经统一了大半个北方，成为东汉最强大的诸侯。如今，再也没有人敢于和他争抢大将军之类的官位了。如此卓越的战功，会不会让曹操的野心膨胀，乃至于产生改朝换代的志向呢？
历史不容假设，但曹操内心的微妙变化，却清晰地体现在了随后几年的书信与文章中——当然，这其中的起承转折，却要另起篇章，细细道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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